第199章 财富归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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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财富知识的历史劫难：儒家主导下的系统性删除

（1）墨家“强本节用”的逻辑阉割

《墨子·节用》原载：“圣人为政一国，一国可倍也；大之为政天下，天下可倍也。其倍之，非外取地也，因其国家，去其无用之费，足以倍之。”（引）此段明确提出“节俭增值”的财富生产逻辑，与现代“成本控制即利润”原理同宗。然汉儒注《墨子》时，将“去无用之费”篡改为“去奢从俭”，弱化其“财富创造”内核，强化道德说教（据《墨子间诂》校勘）。

案例实证：

-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《田律》，载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”，与《墨子》“以时生财”同宗，然《礼记·月令》篡改此条为“孟春之月，禁止伐木，顺阳气也”，将生态财富观扭曲为玄学论述（《礼记正义》）。

- 墨家《经上》“力，形之所以奋也”（力学定义）与财富动能理论相关，晋代鲁胜注《墨辩》时，竟删此条，谓“与治道无关”，导致“财富运动规律”的知识断层。

（2）法家“耕战财富”的伦理污名化

《商君书·算地》明言：“利出于地，则民尽力；名出于战，则民致死……故为国者，利在于农战。”此将农业生产与战争动员视为财富根基，与亚当·斯密“劳动创造财富”异曲同工。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评法家“无教化，去仁爱”，将“耕战”污名化为“暴政工具”，实则商鞅“平籴法”（《汉书》）本为稳定粮食价格的财富调节机制，被曲解为“与民争利”。

文献对比：

- 法家《管子·轻重甲》“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；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”，此财富调控思想，被宋儒朱熹批为“霸者之术”，谓“非王道正统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导致后世财政工具单一化。

- 汉代桑弘羊“盐铁官营”宗于“佐助边费，调剂民食”（《盐铁论》），却被贤良文学斥为“与民争锥刀之利”，致中国古代财政始终缺乏商业调节手段。

二、财富认知的儒家重构：从“生产创造”到“道德克制”

（1）义利之辨的单向化改造

孔子原言“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”（《论语》），本含“义利兼容”之意，然孟子将其极端化为“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（《孟子》），至宋明理学，二程谓“大凡出义则入利，出利则入义”（《二程遗书》），将义利完全对立。此改写导致：

- 明代张居正改革“一条鞭法”，因“言利”遭弹劾，谓“非圣贤之道”（《明实录》），改革半途而废；

- 清代晋商票号“以义制利”传统，被士大夫斥为“假仁义以济其私”，商业伦理被扭曲为道德作秀。

（2）财富生产知识的系统性流失

- 农业技术：北魏《齐民要术》载“区田法”可增产50%，然宋代《农桑辑要》删此术，谓“过于繁琐，非君子所为”，导致精耕细作技术倒退；

- 金融工具：北宋交子发行原宗“富民强国”（《宋史》），儒家士大夫却称“纸币虚浮，坏国本”，致明清货币体系依赖白银进口，丧失调控主权；

- 商业逻辑：范蠡“计然七策”中“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”的周期理论，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后再无系统传承，被“士农工商”等级观念彻底淹没。

三、财富归宗的现代困境：知识断层的连锁反应

（1）政府财政的周期性枯竭

- 宋代积贫：因儒家“轻徭薄赋”空谈，忽视《管子》“量出制入”，致“三冗”问题无解，军费占财政60%却常拖欠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，与“足球强国悖论”——全民追球导致农田荒芜——如出一辙；

- 晚明边饷：崇祯朝因废“盐铁官营”，财政依赖农业税，遇灾荒则崩溃，李自成破北京时，国库仅存白银20万两（《明季北略》），本质是财富调控知识失传后的必然结果；

- 现代地方债：儒家“藏富于民”被曲解为“减税万能”，忽视财富调控，致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，与宋代“不抑兼并”恶果同宗，皆因财富分配知识断层。